近期，随着湖南广播电视台通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IPTV二级播控平台验收，而衍生出了很多关于IPTV牌照的新闻，有虚有实，混淆了不少人的视野。或许，值得梳理一下，以正视听：

所谓12张牌照的说法不正确，这其实都是把历史给混成一团了，没有考虑牌照的新老交替。

随着广电总局344号文颁发，关于IPTV采取二级播控架构的制度确立，IPTV的牌照制度就从原来的地方申请，总局核发的状态逐步明确。而之前所颁发的IPTV大小牌照也就此被替代，进入历史舞台。(当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大都采取了原有牌照到期不再续约的和平模式)

因此，就IPTV牌照数量来说：

有资格得到集成播控牌照的总数为(32张)

一级播控牌照：1张(已发)

二级播控牌照：31张(各省电视台1张(不含港澳台)，但在实际操作中间，需要经过总局验收才可以核发，这个有资格和得到牌照之间需要时间，因此发牌采取的是后置审批的方式。)

据流媒体网统计，截止当下，经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验收颁发的二级播控牌照为4张，即辽宁、广东、重庆和湖南。

目前媒体所披露的江苏和四川在2013年获得IPTV播控牌照，信息不完全准确。正确描述是，2013年，江苏和四川获得了广电总局关于在当地对接央视的中央平台进行IPTV发展的批复，并没有就此获得正式的播控牌照。(而当时这个批复下发的背景，也涉及在当年IPTV牌照制度的调整期，爱上需要联合地方电视台，逐步割接百视通的用户而联合地方平台向总局请出的文，这也算是IPTV发展浪花中的一个小公案)

各地方电视台要正式获得IPTV播控牌照，需要经由总局派出的由网络司、科技司、广科院、监管中心组成的小组进行技术测试和现场验收、然后经总局党组的相关讨论后才正式颁发。

之前的进展慢，主要还在于一二级播控平台之间的权利博弈，加上悦me的纠结，一级太强势，地方不买账所致，现在随着爱上新领导潘红梅上任，一二级之间的关系开始和缓，估计今年二级播控牌照的颁发也会加速。

有些媒体由IPTV二级牌照的通过梳理，推断出目前全国大多数IPTV用户属于黑户、裸奔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从2005年到2016年，中国的IPTV发展其实一直是在广电、电信的博弈中不断探索发展。其中有很多历史遗留，也有很多的利益纠葛，导致现在的IPTV也依旧处于边发展边梳理的状态。

关于IPTV用户发展的合法性，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博弈、调和，由灰到白

2005年起，广电总局颁发了一系列的IPTV全国牌照，允许百视通、央视、南传、国广进行发展，但同时，总局怕地方有线的反弹，留了一个小动作，就是首先是开通了一批试点地区(如上海、黑河、牡丹江等);其次，要求全国牌照在这些试点地区外发展时，必须要地方广电同意并且申报总局才可以。(这也可以看做是二级播控架构的最初雏形)

但在实际发展中，首批IPTV集成播控牌照拥有者采取了灵活的IPTV合作措施，一边发展用户，一边探求政策底线。应该说在2010年前，IPTV的不少地区的用户属于灰色地带，那个阶段也是各地博弈冲突最激烈的时期。但也正是由于在这个阶段所建立的用户规模，成为了调和政策的有力依靠，因此也就有了2010年国务院三网融合文件中对于IPTV的提案，也就有了广电总局2010年344号文件的提出。因此，中国IPTV的发展，其实也是和国家很多产业一样，都经历了由灰到白的历程，最后获得政策的认可。

第二阶段：由外转内引发的博弈

2010年起，随着三网融合作为国务院层面的大战略推出，IPTV成为三网融合的典型业务，广电总局作为主管单位也相应推出了344号文，IPTV牌照制的管理方法进入一个有据可依的制度时代。(不再像早期，民营企业靠关系也能拿牌照)

在这个阶段，各地IPTV发展进入快速期，而无论是根据三网融合文件还是344、43号等系列文件，在各地发展IPTV这个事没有政策问题，主要是是否合规。

所谓合规，就是各地需要按照总局所制定的二级播控架构来进行管理，将电信运营商权限加以限制，对百视通一家独大情况进行调和，将地方电视台和央视扶上位，让央视能快速建立起对于IPTV的管理优势。

于是，那些年，电信、广电的IPTV职权开始明晰;百视通开始切割用户给地方电视台;但唯独，央视始终不给力。所以，2013年，广电总局给四川和江苏这两个原百视通用户基数大的地区以批复，也是为了力挺央视进入，和地方电视台对接发展。

于是，在总局的指导下，央视和百视通成立了合资公司(爱上电视)，以尽可能减轻央视替代百视通播控主导者的阻力，尽快往各地落地，但新成立的爱上依旧萎靡，除了和云南、河南、浙江成立了几个爱上分公司外，基本无建树。

在这个阶段，原本的电信、广电利益之争，变成了广电体系内部，央视和百视通，爱上和地方电视台间的权力博弈，而爱上市场能力弱，执行相对僵化，始终无法和地方二级播控达成共赢的市场合作，导致了一边是用户大规模发展，一边是牌照制度，有制度无落实。市场走在了监管前面。

第三阶段：借助播控验收，强化二级架构

IPTV作为区域性业务，地方二级播控在实际执行中具有很大的权限，也承担着当地发展的监管职责，随着地方二级播控平台和地方电信就IPTV发展实现利益共荣后，IPTV发展更加迅猛，只要地方省台认可和参与，各地IPTV便可进行合规发展，唯一没有落实的就是一级播控和二级播控的对接问题。

落地难，是广电总局制定的一二级播控机制遇到的最大难题。虽然总局多方扶持，但爱上始终无法通过和地方的市场合作取得对接突破，无论是下腾冲还是上登封，各播控方都是表面一团和气，背后各行其事。于是，爱上成立没几年，已经是三任领导。尤其是爱上联合电信推悦me，更是引发了地方的极度不满和抗拒。

在IPTV二级架构确立的基础上，再进行IPTV播控牌照的验收核发工作，以后置审批的方式推进，先建平台，发展用户，检验效果，进行验收，这也更贴近验收的效果。当然，核发牌照这其实也包含了总局为解决一级播控对接落地的无奈之下的苦心，通过爱上+地方电视台的播控架构的实际对接作为播控验收的前提，用这种方式来实现二级播控架构的真正建立。

于是，也就有了辽宁、广东、重庆、湖南的牌照出台。而从344号出台到第一张正式的二级播控牌照间隔6年，这本身就不正常，而究其根本，一级平台市场无力，平台对接执行不利，才是导致现在IPTV市场和制度在时间上相背离的根源。

所以说，目前IPTV所存在的先用户，后发牌的情况，究其原因：一、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所导致的市场和监管不同步;二、由于对接不力，所导致的政策衍变所致;三、在IPTV业务合法前提下，在一二级播控体系明确的基础上，二级播控发牌采取的是后置审批的做法。因此，所谓IPTV用户裸奔的说法不甚严谨。

IPTV除了播控牌照外，还有两种牌照，即全国内容服务牌照和IPTV传输牌照。

全国内容服务牌照，目前仅存2张，即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百视通)

IPTV传输牌照，现在有2张，以南方地区为主中国电信和以北方地区为主的中国联通。

中国移动一直在申请，但由于移动在OTT业务上走的太远，整改的难度太大，恐和现有的IPTV形成误区，因此总局对于中国移动的传输牌照一直没有核发，目前来看，除了移动各地整改外，移动的传输牌照的颁发可能是特殊标准。

一如既往，凡是涉及媒体传播的资质，都是以体制内的单位优先，IPTV的播控牌照也不例外，所有能申请牌照的主体只有也且只能是电视台。

但在具体的操作中间，电视台会把集成播控的权利或交付给台内的新媒体部门，或交由专门成立的新媒体公司负责运营。于是，形成了牌照申请主体和运营主体的不同。

如百视通是IPTV的运营公司，而牌照的申请主体是上海电视台。

如爱上电视是一级播控的运营主体，而牌照的拥有者则是中央电视台。

如北京地区的牌照拥有者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但运营主体是北京新媒体集团。

当然，主体分离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资本诉求，因为电视台作为喉舌，不允许上市，而运营主体是市场化机制，可以引入外部资本，实现上市，如百视通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而随着IPTV用户规模的扩大，商业模式的清晰，以IPTV为主要业务的新媒体公司也正在积极的走向上市之路。2016年，已经有几家挂牌，2017年，这个趋势也会加快。

小结：

2016年中国IPTV用户近亿，2017年，流媒体网预测，IPTV用户有可能突破1.5亿(含移动合规后的IPTV用户)，IPTV成为中国电视传播的主渠道已经毋庸置疑。

IPTV前12年的发展已经证明，政策的锦上添花一定是给予市场表现更加优异的产业。而随着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融合的大势，IPTV只要能继续保持其在技术、产品、业务、运营上的不断创新，未来更值得期待。

IPTV在中国电视的异军突起，出乎很多人意外，而发展的曲折，也导致了产业很多历史的曲解，因此，小作此文，以让更多人能了解真正的IPTV，并参与其中。